这些成就既有治国方略方面的，也有执政治国方面的。

劳教乃阶级斗争的余孽 中国的劳动教养发源于1955年，是当年大规模急风暴雨式阶级斗争的特定产物。因为劳教与收容的违宪和违法性质相仿，而其弊端与负面后果更比收容遣送制度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12月4日法制日当天，茅于轼、江平等69名学者联名向全国人大、国务院提出建议，要求对劳教制度实施违宪审查和废止（《新快报》12月6日报道）。而另一方面，基层法院又确实无权去纠正一项50年前的行政法规和一项25年前的部门规章，更无能为力去缔造一种自下而上的司法审查与纠错机制。1956年1月，按照中共中央的另一项指示，各省市相继设立了劳动教养机构。它远重于行政处罚，也重于轻罪刑罚，它是一项无刑罚之名、却有刑罚之实的准刑罚。但我们也不用怨天尤人。

连管制也够不上的无罪公民陈超居然被处以劳教两年的重罚，这样荒谬的事情今天仍然不可避免地在中国大地广泛发生。这不仅使公民陈超感到了困惑，也使得像洛阳市西工区法院这样的基层司法机关陷入巨大的困扰：一方面，如果法院无视类似陈超案中明显的法理悖谬，麻木不仁地将法治的尴尬当作法制的常态，这无疑违反了公平公正、司法为民的理念和法官们个人的道德良知。人们的胡乱猜测将减少许多，人们对法治的信心也将增强许多。

但是它所带来的后果则是极其严重的，法律判决结果不是出于自身的逻辑演进，而是出于外在反复无常的意志，这样下去，法治如何能够实现？假如法治不重要的话，立法的模糊性与司法判决的随意性的后果可能还不那么严重。我国刑法第386条规定，犯受贿罪的依据第383条贪污罪的标准进行处罚。如果官员受贿达不到1000万元，法官无论如何也不能判处他的死刑。以受贿罪为例，法律应该对必须处以死刑的受贿最低数额有明确规定，比如500万或1000万。

第二，引起人们的胡乱猜疑。在我看来，这不是一件什么大快人心的事。

不管数目是多少，总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规定。司法的随意性会导致以下后果：第一，人们对法治失去信心。总之，法官是靠不住的，如果把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的处置权过多地交给法官的自由裁量，就等于是人们把自己的身体交给温和的野兽。他们可能为满足自己的私欲而徇私枉法，也可能因为受到自己无法承受的外来压力而不得不徇私枉法，也可能因为无知和偏见进行错误判决，还可能因为生活中某个微小的事情，比如午觉没睡好，而影响情绪，导致做出不恰当的判决。

杀了一个郑药监，对于遏制腐败并不能起到多大作用。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，对于罪名相同、情节和后果相似的犯罪，不同的法官所进行的判决往往不同，即使同一个法官在不同的情形下所作的判决也不同。最大的缺陷在于它的模糊性。三、关于修改受贿罪的建议为了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，加大立法的清晰性是一个重要措施，为此，就要用必须代替可以。

所以，霍布斯宁可建立专制的利维坦，也不愿生活在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的自然状态下。在受贿罪中，过于突出情节的作用，就会使判决具有很大的随意性。

当然，明确数额并不是要否定情节在受贿罪量刑中的作用。孟德斯鸠认为，人是一种局限存在物。

新加坡《联合早报》则在报道中指出，这一宣判使郑筱萸成为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，第四名因贪腐被判死刑的省部级高官，处死郑筱萸宣示了中央反腐决心。其结果是，法律的公正被破坏，法律的尊严受到损害。作为物理存在物，人与别的物体一样同受自然规律的支配。在受贿罪中突出情节的作用，之所以有很大的弊端，原因在于：第一，情节与受贿数额不同，它不是一个明确的标准，具有很大的主观色彩，对其程度的判定更多取决于法官的主观意志。要避免司法的随意性，就必须减少立法的模糊性。从这件事中，我看到更多的是司法的随意性。

改革开放以来，因受贿而被判处死刑的高官人数不多。今天这么一个判决，明天那么一个判决，法律的稳定性何在？法律的尊严何在？如果，真正如一些人士所说得那样，判处郑药监死刑只是为了彰显中央反复决心的话，那么，这个判决弊大于利。

第二，情节在贪污贿赂罪与侵害公民人身权利罪中的地位不同。受贿上千万的可能仅判为死缓，甚至无期徒刑，更甚的是只判处有期徒刑。

在受贿罪中，情节因素不应该放在必须层次，而应该放在可以层次。两种层次的区分，既保障了法律的清晰性，又照顾了法律的弹性。

这不是说中央在干预司法活动吗？这个问题暂且不谈，且说法院对受贿罪的判决。自由是一件善物，但是如果在人们不能很好地行使自由的时候，给他们过多的自由，未必是一件好事。这样，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将大大缩小。比如，对于一个缺乏宗教宽容的国家给与宗教自由，必将导致各宗教派别之间的相互冲突

总之，农村女性外出打工不仅有公民权方面的理由，经济方面的理由，也有文化生态方面的理由。于是有的人就提出了受骗者责任问题，当然这不是指刑事或法律责任，而是指道义责任。

这种强调有一定的合理性，但它也反过来为一些拒斥农民流动的论点提供了口实：既然这些农民在家乡衣食无愁，外出只是为了圆发财梦，把他们堵回去当然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进入 秦晖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法制评论 。

这两个数字的确令人震惊。被拐卖妇女流出地往往是中西部的贫困农村，许多地方生存环境恶劣，人地关系严重紧张，又没有什么非农产业，在人均几分耕地上哪里有那么多的艰苦劳动可供逃避？出于为当代农民流动作辩护的良好动机，这些年有些论著刻意强调当代农民流动是饱而求富的理性选择，与历史上流民潮往往是死里求生的铤而走险完全不同。

如今打拐中揭露的这大量的坑亲害友卖同乡的事例，对这种神话是一个沉重打击。这些年来赵树凯等先生通过大量实证调查指出：外出农民中为求生存、而不是求发财者仍然有很大比重。外出谋生者在一个对自己持体制性排斥态度的环境中、在得不到什么帮助的条件下去投亲问友，不仅谈不上什么对不幸负责，而且谈不上多少文化背景。对这种说法，笔者感到十分惊讶。

至于她以后既坠入深渊便破罐子破摔，走上拐卖别人之路，那已是另外的问题。于是有关方面开始重视起清理整顿非法劳务中介的问题。

生活在城市的人们都知道农民工是个什么样的群体：他们缺乏最基本的社会保障，从事的基本上都是城里人不愿干的苦、脏、累工作。这样的投亲问友与其说是基于文化偏好毋宁说是基于体制的限制，因为这并不表明他对所谓差序格局有什么特殊信任。

可见不从公民权利的高度看问题而只从农民流动的经济理性(劳动是否过剩、农民外出是谋生还是发财)来讨论，是得不出结果的。至于她们为什么不找正式劳务中介机构而主要去找亲友、熟人，原因就更不用说了。